访俞可平：民粹主义与民主政治难分难解 | 社会科学报

社科报 访谈

全球化时代的民粹主义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  俞可平

本报记者  田 林

◤“民粹主义与民主主义在主权在民和人民统治这一基本点上是共通的，所以它们之间有着一种难分难解的联系。但是，民粹主义与民主主义从差不多同一的前提出发，却最终走向了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目的地。它们在以下这一关键点上开始分道扬镳。”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俞可平就全球化时代的民粹主义等相关问题接受采访并展开讨论。

怎么看当下的民粹主义现象

问：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民粹主义成为国际政治学界最热的话题，您怎么看待当下的民粹主义现象？

俞可平：民粹主义，既是一种政治思潮，又是一种社会运动，还是一种政治策略。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民粹主义的基本含义是它的极端平民化倾向，即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以此来评判社会历史的发展。它反对精英主义，忽视或者极端否定政治精英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群众性的社会政治运动都带有民粹主义的性质。

新一轮民粹主义高潮有几个明显的特征。最为突出的特征，是在西方发达国家成为政治主导力量；其次是反全球化；其三是右翼排外，具有极端民族主义的倾向；其四是网络化，网络既是民粹主义传播的主要工具，也是民粹主义表演的最大舞台。最后，民粹主义的后果具有严重的不确定性，在发达国家，新一轮民粹主义极可能会受制于民主法治的约束，其传统的负面作用会被最大限度地弱化。

民粹主义与民主主义

问：民粹主义的基本意义是极端的平民化，强调“全体人民”、“全体群众”是所有民粹主义的共同出发点。您提到的新一轮民粹主义可能会受制于民主法治的约束，那么民粹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究竟存在着怎么样的关系？

俞可平：民粹主义与民主政治之间存在着一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在政治上，这种民粹主义表现为倡导直接民主，普遍的群众参政，广泛的政治动员；反对专家治国，反对阶级政治和精英政治；反对政府权力的扩张，认为国家权力永远是腐败的。

由此可见，民粹主义与民主主义在主权在民和人民统治这一基本点上是共通的，所以它们之间有着一种难分难解的联系。但是，民粹主义与民主主义从差不多同一的前提出发，却最终走向了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目的地。它们在以下这一关键点上开始分道扬镳。

民主主义认为，在现代国家，人民主权的现实机制是代议政治，即通过普选制选出民意代表，由民意代表组成主权机关，代替普通群众行使对国家的政治统治。

然而，在民粹主义者看来，政治精英永远是腐败的，真正的人民统治只有通过直接的民主制度才能实现。仇富仇官，成为民粹主义情绪的一种显著现象。民粹主义把民主的理想绝对化，把民主主义推向极端，最终的结果不但可能背离了民主政治的初衷，而且可能走到民主主义的对立面，成为一种反民主主义，而与权威主义的独裁政治相联系。

民粹主义诉诸直接民主，强调全体群众的普遍参与，把“全体人民”当作所有行为的唯一合法性源泉，这就要求在全社会实行一种广泛的政治动员，最广泛地把全体平民纳入统一的政治过程之中。

这是推行民粹主义政治实践的一个前提条件，但正是这一前提条件的实现过程却是一个十分危险的过程，稍有不慎，民粹主义就会流变为权威主义或使社会陷入无政府主义，最终危害社会的经济发展。民粹主义者通过政治集权和政治动员，往往能够在短时期内迅速调动社会经济资源，从而使经济得到明显的增长。

但从长期看，其仇视和限制社会精英的政策，严重伤害社会精英阶层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甚至迫使大量精英外流，使社会缺乏经济活力；为了在短期内实现经济增长的效果，不得不采取过多的短期经济行为，如增发货币、滥用资源等，从而损害国家的长期经济利益；狭隘的排外政策，通常会导致对外经济贸易关系的某种恶化，从而损害国内经济的发展，在全球化时代尤其如此。

民粹主义通常会撕裂社会，危害社会团结。民粹主义情绪通常导致民众普遍的仇富和仇官心态，造成普通平民与社会精英的对立。民粹主义之所以兴起，原因之一是社会的不平等。

但由于民粹主义政策出于对精英阶层的限制，最终反而产生新的不平等，使社会精英享受不到社会的公平待遇，产生新的社会阶层分化和不平等。在民粹主义政治下，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之间几乎在所有重大问题上都产生极端的分歧，难有社会共识，会从根本上撕裂社会。

避免民粹主义困境

问：那您认为我们应如何避免社会陷入民粹主义困境？

俞可平：首先要在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维持动态的平衡，避免政府失效、市场失效和社会失效。

其次，维护基本的公平正义，特别是使社会财富的分配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避免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避免社会出现特权阶层。

其三，扩大公民有序参与的渠道，使公共政策最大限度地反映民意。

其四，要从制度上保持社会各阶层之间，特别是底层与高层之间的适当流动，防止社会阶层的固化，使底层民众保持对社会和人生的希望和愿景。

其五，努力发展协商民主，加强社会沟通对话。在对话协商中，消除群体之间和个体之间的误解与分歧；在相互交往沟通中，增强社会政治认同。

其六，坚守法治底线，保持权力的制衡。既限制民众的权力，避免“群众专政”；也限制领袖的权力，限止个人专权。

其七，努力寻求社会最大公约数，包容各种观点和意见，营造社会共识。

最后，要改善网络治理，努力做到堵与疏的有机结合，以疏为主，以堵为辅。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原文请见社科报总1550期，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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